社交媒體時代的兩張肖像照
李士傑，《數位時代》2018年四月號專欄
對佐格伯的慈悲凝視
INSIDE 網路雜誌 3 月 8 日刊出 WIRED 雜誌關於臉書的一篇報導，標題叫做〈Wired 本月封面：滲入 Facebook，與世界一起動盪、苦難的這兩年〉。[1] 單獨只看這個標題恐怕會令人困惑：這兩年是發生了什麼事，讓臉書跟世界一起動盪與苦難呢？
事實上這是一篇 WIRED 雜誌二月號的封面故事：深入臉書組織內部，訪談臉書五十一名現任或前任員工的深度報導。原始標題 “INSIDE THE TWO YEARS THAT SHOOK FACEBOOK — AND THE WORLD” 中沒有苦難，是撼動（shook）而非動盪的也不是「臉書與世界」，而是被撼動的臉書，以及同樣被撼動的世界。這篇文章標題的另外一個版本叫做「臉書地獄般的兩年」；它的副標題是 —「一個充滿困惑與防衛心態的社交媒體巨人，如何引導自己落入災難，以及馬克·佐格伯如何嘗試要修好這一切」。
在過去兩年間，社交媒體開始重新被從各種角度檢視其問題。幾十億使用者每天生活於其中，一度領導世界、連結整個地球的英雄，提出終極解決數位落差的基礎公益計畫，卻在假新聞爭議裡，被用來當作關鍵傳播感染錯誤認知的管道；在「通俄門」（Russian Gate）事件中，被視為讓俄國特務伸手影響美國民眾總統大選投票的關鍵媒介之一。
最初馬克·佐格伯對於臉書被指控介入總統大選嗤之以鼻，認為這種想法很瘋狂；到後來被指出被濫用、操控的證據痕跡後，決心要「與人為善」，改變用戶首頁「動態消息」的演算法，流通更多親友訊息、更少粉絲專頁更新情報，付出「利潤減少、人們使用臉書的時間減少」這樣的代價也無所謂。
WIRED 雜誌的封面是一張佐格伯的照片合成肖像畫：佐格伯額頭上、側臉帶著血跡、眉尾貼著繃帶，扭著頭試圖表現出「一切仍在控制中」的細緻神情。[2] 相較於這十多年來他的公眾形象，這是一種截然不同以往矽谷菁英、年輕的世界首富行列成員，統治著數十億使用者，用絕對客觀的數據治理新媒體帝國，而且是多少年輕人創業偶像的面貌。按照 WIRED 專題作者 Nicholas Thomson 與 Fred Vogelstein 的說法，他們所聽到的臉書故事是：
…雖然每個人說的故事細節各不相同，但基本上都在說著同一個故事：一家公司，和一位 CEO，當他們終於發現到自己的平台、以各式各樣的方式，被人們用來為惡的時候，他們的「技術樂觀主義」已經被徹底輾碎。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相關的一切，震撼了臉書，甚至其後的餘波蕩漾，讓臉書坐困圍城。在經歷了一系列外部威脅、防衛性的內部算計，以及虛假地採取行動，拖延了臉書結算其對於其在全球事務與其用戶的心智中影響力；與在這個故事的最終章節下，該公司最真誠地、彌補與挽回影響力的企圖。
WIRED 二月號的文章刊出之後，引起來相當大的迴響。美國國家公共廣播公司（NPR）、許多的平面媒體，甚至連 reddit 網路社群都做了節目專訪作者的後續報導。
新創公司與資訊科技如何創造了過去的二十多年的繁榮面貌，透過網路改變了全世界；但是從一開始建構數位烏托邦的基礎勞動問題（《網奴》[3]）起，這種改變就同時帶進了數位落差、失業、文化衝突、價值等種種問題，深深地影響了整個世界。在科技創新的風潮下，過去一直是這樣的改變「理所當然」的數十年：彷彿只要青年人有著創業精神，傳統的資源鬥爭、種種困難就能夠被甩在身後；新陳代謝的「理直氣壯」，擁有大型跨國資本的國際團隊，宛如內建不證自明的正當性，來介入在地媒體與內容的資源爭議。
那張帶著血跡、很難相信竟然會沒有馬上擊倒對手的馬克·佐格伯肖像照，正是代表著這種複雜的心情轉變，以及「技術樂觀主義」的黯然倒下。
英國紳士的演說
另外一張照片，充滿自信的 Cambridge Analytica 42 歲執行長 Alexander James Ashburner Nix 帥氣地對演講的觀眾演說的肖像照，從過去幾個月開始已經成為公眾的焦點：是另外一張社交媒體時代的「公共臉孔」。因為這家公司攫取了臉書使用者至少超過五千萬筆的個人私密資料，在未經任何個人用戶同意的情況下，進一步加工針對個別使用者設計提供訂製訊息，影響他們的認知與最終的選舉投票行動。
Cambridge Analytica 這家「全球選舉管理機構」，自身就是一個「點擊誘餌」（clickbait），本身就是一個心理戰的形象產品：既不劍橋，也不只做分析。現年 28 歲加拿大籍、熱衷政治的年輕英國自學資料專家 Christian Wylie，當時加入選戰公司 SCL 並在 Alexander Nix 的引介下，由 Breitbart 新聞網主編 Steve Bannon 拉攏保守派避險基金金主 Robert Mercer 投資一千五百萬美金，成立 Cambridge Analytica 介入美國與各國的政治選舉。
他們為了要讓 Steve Bannon 巴農感覺這個團隊與劍橋大學有關，所以取名叫做劍橋，甚至在劍橋附近臨時租整個團隊來扮演公司運作。同時這家公司不只分析所取得的社交媒體資料而已：其母公司策略溝通實驗室（SCL）擁有軍事部門，跟各國政府合作，簽署合約推動社交媒體上的「滲透活動」，影響民調或大選、公投等投票結果。在英國 BBC Channel 4 的紀錄片中，側錄到 Alexander Nix 自誇其母公司如何以散佈「訊息」等方式，「介入」了奈及利亞、肯亞等國超過 200 場以上的選舉。
Christian Wylie 是這場資訊戰爭戰場前沿的最新一位「吹哨者」。他在一年多後離開 Cambridge Analytica，在跟衛報記者 Carole Cadwalladr 揭露的過程中，他承認自己錯了，後悔創造出一個資訊時代的科學怪人 — 就算違反保密協定，他也要出來揭露所發生的一切。他所意識到自己在幫 Steve Bannon，這位後來進入美國白宮一度擔任幕僚長的極右派激進人士，打造專屬的心理戰機器：
「…那跨越倫理界線的，是你在玩弄整個國家所有人的心理，然後沒有取得任何人的同意，或者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在發生這件事情。」
Alexander Nix 已經被撤職，臉書也面臨了鋪天蓋地的批判聲浪；跟原本的兩年相比，接下來的真相揭露，恐怕會讓「地獄般的兩年」這些形容詞相形見絀。在大西洋的兩岸，從國會到媒體所有聲音都在關注這個重大的資料醜聞。社交媒體成為心理戰軍事武器的應用現場，自己本國國民的民主生活、遠方的各國政治大選，都成了這個武器實驗與應用的第一現場。
對著黑鏡自我凝視
最近的中國關於「社會信用」的新聞喧囂塵上。人們熱切地議論著相對自由的幸福與可貴，卻忘記科技從來不是能夠被拘禁在國家疆界內的瓶中精靈，而是在權力、資本與公民覺知及意識之間角力與平衡的「訓練有素的狗」。失去了那心中的底線，我們與我們所創造出來的社會、社會裡面的種種機制，隨時就會變成千里之外、殺人無形、囚禁人們的工具。
在西方社會有著接力的一位又一位的年輕吹哨者，讓我們知悉了在舞台後端，誰在撥弄牽連著傀儡的絲線。而我們，還在很遙遠的地方，凝視著我們自己的黑色鏡面，企圖要再看清一些真實的面貌。教訓是：倘若我們還是維持著對科技的天真素樸態度，低度資源與不切實際的樂觀期待，會創造出什麼樣的結果？其中一個可能是，將會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不受社會控制的科學怪人。如果不主動的務實介入，我們最終會面對社交自動化的根本問題：一個人性沒有底線的人類農場，與新型態商業模式的自動提款機。